双面“通天”谍 实我同路人


西双版纳新闻网 来源:人民网 编辑:廖俊聪 2021年05月05日 15:45

  杨登瀛。(资料图片)

  受陈赓直接领导,被蒋介石重用,深受英国探员赏识,获周恩来临终挂念。这些标签,都指向一个叫杨登瀛的人。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别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1924年加入国民党。他是我党在敌侦查机关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为我党隐蔽战线斗争做出过卓越贡献。

  蒋介石的“特派员”

  杨登瀛精通日语,交友广泛,是个“日本通”。在日留学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书籍,五卅运动时结识顾顺章、陈养山等。这为后来陈赓与其顺利建立关系埋下了伏笔。

  1928年,陈立夫和杨剑虹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时,开始在上海设立侦探机构,物色合适的负责人。杨剑虹和杨登瀛同为广东老乡,五卅运动时结识,之后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权衡再三,杨剑虹选择“日本通”杨登瀛来建立上海的侦探机关。

  杨登瀛被陈立夫和杨剑虹“招募”,得知自己的任务是“想办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各‘反动党派分子’的活动,尤其是中共”时,内心十分痛苦。他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并将一份搜捕名单交给陈养山,表示愿意将以后所了解的情报提供给共产党。

  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况专门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建议与杨登瀛建立工作关系。周恩来研究陈养山的报告后,认为能够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安插一个内线非常重要,特派陈赓与陈养山见面。半个月后,杨登瀛接受陈赓直接领导,成为党在敌人专业的反共领导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为了增加杨登瀛在国民党内的政治资本,陈赓获得中央批示后,将党的一些刊物和党的活动情报送给杨登瀛,还特批一笔经费给他,用于与国民党高层人士联络感情。半年时间,杨登瀛在上海的出色表现,通过陈立夫和徐恩曾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之口传到蒋介石耳中。1928年10月,蒋介石签署了一份手令,“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于是,杨登瀛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英巡捕房的“座上客”

  有一次,英巡捕房的两个巡捕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英巡捕房得知,杨登瀛的老上司钱大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英巡捕房政治部探长兰普逊和帮办谭绍良找到杨登瀛,希望他出面帮忙。杨登瀛通过钱大钧,两个巡捕随即被释放。兰普逊让谭绍良拿200银元作为“感谢费”,杨登瀛只是淡淡一笑说:“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件事给兰普逊印象深刻。此后,杨登瀛和兰普逊往来密切。

  为了方便抓人,兰普逊想弄齐淞沪警备司令部各处和缉毒队的印签式样,杨登瀛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弄齐所有印签式样交给兰普逊。在拿到警备司令部印签式样时,兰普逊说:“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让警备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遂授予杨登瀛“如果有要案需要急办,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尽管随时去逮捕就行了”的权力。

  从此,兰普逊更加看重杨登瀛,什么情况都告诉他,情报和资料与他共享,遇到重大疑难案件也找他商量,还请他做了英、法巡捕房的顾问。杨登瀛还经常去找广东老乡谭绍良聊天吃饭,打探到很多重要的情报。

  陈赓通过与杨登瀛的关系,每当敌人知道我党机关的办公地点时,都是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及时向党组织通报情况,发出警报,敌人的搜捕计划往往落空。但为了确保杨登瀛的安全,陈赓安排中央特科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者布置一个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避免敌人对他产生怀疑。

  中央特科的“及时雨”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公租界巡捕突然闯入新闸路经远里12号,将在白鑫家中召开秘密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全部押走。陈赓通过杨登瀛很快查明,告密者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

  周恩来决定严惩叛徒。杨登瀛得到白鑫将于11月11日离开上海逃往意大利的行程计划,并及时传出。当晚11时,白鑫被击毙在71号门牌前。中央特科的这次锄奸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刚到上海工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被英巡捕房逮捕,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关向应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一同被抄走的机密文件若被识破,便会直接暴露身份。

  周恩来与陈赓研究后认为,必须抢在巡捕房弄清情况前把被抄去的机密文件弄出来。陈赓立即让杨登瀛去英巡捕房打探情况。刚好兰普逊正为看不懂这些文件发愁,便让杨登瀛帮助鉴别文件。在陈赓的指挥下,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批文件很重要,不能交给国民党,由他找专家帮助鉴别。

  在杨登瀛的帮助下,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以“专家”身份去鉴别文件,告诉兰普逊说:“这些文件大部分是学术资料。”随后,兰普逊以为关向应不是什么“重要犯人”,将其释放了事。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嘱咐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参考文献: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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